格物致知的始作俑者是谁?

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与王夫之的“格物致知”
朱熹对格物致知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朱熹专门写了一篇《补〈大学〉格物致知传》，提出了一个格物致知，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纲要。其文如下：
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按照朱熹的这个解释，所谓致知在格物，就是即物穷理以致吾心固有之知。他说：“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”认为人本来有知，天下之物都有一个理，这样说来人“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”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穷尽理。
王夫之把前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分解为二:格物是从事物、经验中求得道理,即归纳法；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,即演绎法。而且，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,不可割裂的,“非致知则物无所裁,而玩物以丧志；非格物则知非所用,而荡智以入邪。二者相济，则不容不各致焉”。
王夫之也接触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。他一反程朱、陆王关于“格物致知”的谬论，把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作为人的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。在“格物”阶段，“学问为主，而思辨辅之”，即以耳目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为主，而以“心官”思维为辅；到“致知”阶段，则“思辨为主，而学问辅之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·大学》），即以“心官”思维为主，而以耳目等感官活动为辅。但这两个阶段又是互相联系、相辅相成的。所谓“致知在格物”，就是“心官”思维要以耳目学问所得来的感性材料为依据，使“心官”思维有所遵循。如果离开“格物”去“致知”，就会“荡志以入邪”，即陷入空想，走上邪路；相反，如果只是“格物”而不“致知”，那也会“玩物以丧志”（《尚书引义·说命中二》），即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，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。王夫之十分重视“心官”的思维作用，认为“天下之物无涯，吾之格之也有涯”，只有通过“致知”，才能“不复拘于量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·大学》），即可以从个别中把握一般，从“有涯”中把握“无涯。

"格物致知"：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：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。"格物致知"一词出自《大学》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致，推极也，知，犹识也。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。北宋朱熹认为，"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尽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"这是朱子对"格物致知"最概括、精确的表述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对于朱熹的的解释，我们的理解是，格物就是即物穷理，凡事都要弄个明白，探个究竟；致知，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，为人行事决不湖涂。

始作俑者

这句成语出自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仲尼（孔子）曰：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”

战国时，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。孟子问梁惠王：“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梁惠王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的。”

孟子又问：“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也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孟子接着说：“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，马厩里有的是壮马，可老百姓面有饥色，野外躺着饿死的人。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！大王想想，野兽相食，尚且使人厌恶，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，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？孔子曾经说过，首先开始用俑（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）的人，他是断子绝孙、没有后代的吧！您看，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，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？”
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
“始作俑者”《中华成语大辞典》的解释为：“最初制作俑来殉葬的人，比喻恶劣风气的创始者。”

根据孔子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”这句话，后人将“始作俑者”引为成语，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。

王阳明